起草《基本法》

编辑

根据《中英联合声明》，《基本法》将是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宪制性法律文件，以法律形式把“一国两制”概念规定下来。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和基本法谘询委员会于1985年成立，各自负责起草《基本法》以及征求公众对《基本法》之意见[24]:4。中国政府亦希望以此为澳门政权交接[97]和台湾问题的模板[98]。

1987年4月16日，邓小平《会见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时的讲话》，谈及有关“一国两制”含义、香港政制和中央与香港的关系等事宜时称：

“……今天我想讲讲不变的问题。就是说，香港在一九九七年回到祖国以后五十年政策不变，包括我们写的基本法，至少要管五十年。我还要说，五十年以后更没有变的必要。香港的地位不变，对香港的政策不变，对澳门的政策也不变，对台湾的政策按照‘一国两制’方针解决统一问题后五十年也不变，我们对内开放和对外开放政策也不变。……一个是政局稳定，一个是政策稳定，两个稳定。不变也就是稳定。如果到下一个五十年，这个政策见效，达到预期目标，就更没有理由变了。……”

“……要保持香港五十年繁荣和稳定，五十年以后也繁荣和稳定，就要保持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制度。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这个特色，很重要的一个内容就是对香港、澳门、台湾问题的处理，就是‘一国两制’。……要真正能做到五十年不变，五十年以后也不变，就要大陆这个社会主义制度不变。……‘一国两制’也要讲两个方面。一方面，社会主义国家里允许一些特殊地区搞资本主义，不是搞一段时间，而是搞几十年、成百年。另一方面，也要确定整个国家的主体是社会主义。否则怎么能说‘两制’呢？那就变成‘一制’了。有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想的人希望中国大陆变成资本主义，叫做‘全盘西化’。在这个问题上，思想不能片面。不讲两个方面，‘一国两制’几十年不变就行不通了。”

“……香港的制度也不能完全西化，不能照搬西方的一套。香港现在就不是实行英国的制度、美国的制度，这样也过了一个半世纪了。现在如果完全照搬，比如搞三权分立，搞英美的议会制度，并以此来判断是否民主，恐怕不适宜。……关于民主，我们大陆讲社会主义民主，和资产阶级民主的概念不同。西方的民主就是三权分立，多党竞选，等等。我们并不反对西方国家这样搞，但是我们中国大陆不搞多党竞选，不搞三权分立、两院制。我们实行的就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一院制，这最符合中国实际。如果政策正确，方向正确，这种体制益处很大，很有助于国家的兴旺发达，避免很多牵扯。当然，如果政策搞错了，不管你什么院制也没有用。对香港来说，普选就一定有利？我不相信。比如说，我过去也谈过，将来香港当然是香港人来管理事务，这些人用普遍投票的方式来选举行吗？我们说，这些管理香港事务的人应该是爱祖国、爱香港的香港人，普选就一定能选出这样的人来吗？最近香港总督卫奕信讲过，要循序渐进，我看这个看法比较实际。即使搞普选，也要有一个逐步的过渡，要一步一步来。我向一位外国客人讲过，大陆在下个世纪，经过半个世纪以后可以实行普选。现在我们县级以上实行的是间接选举，县级和县以下的基层才是直接选举。因为我们有十亿人口，人民的文化素质也不够，普遍实行直接选举的条件不成熟。其实有些事情，在某些国家能实行的，不一定在其他国家也能实行。我们一定要切合实际，要根据自己的特点来决定自己的制度和管理方式。”

“还有一个问题必须说明：切不要以为香港的事情全由香港人来管，中央一点都不管，就万事大吉了。这是不行的，这种想法不实际。中央确实是不干预特别行政区的具体事务的，也不需要干预。但是，特别行政区是不是也会发生危害国家根本利益的事情呢？难道就不会出现吗？那个时候，北京过问不过问？难道香港就不会出现损害香港根本利益的事情？能够设想香港就没有干扰，没有破坏力量吗？我看没有这种自我安慰的根据。如果中央把什么权力都放弃了，就可能会出现一些混乱，损害香港的利益。所以，保持中央的某些权力，对香港有利无害。大家可以冷静地想想，香港有时候会不会出现非北京出头就不能解决的问题呢？过去香港遇到问题总还有个英国出头嘛！总有一些事情没有中央出头你们是难以解决的。中央的政策是不损害香港的利益，也希望香港不会出现损害国家利益和香港利益的事情。要是有呢？所以请诸位考虑，基本法要照顾到这些方面。有些事情，比如一九九七年后香港有人骂中国共产党，骂中国，我们还是允许他骂，但是如果变成行动，要把香港变成一个在‘民主’的幌子下反对大陆的基地，怎么办？那就非干预不行。干预首先是香港行政机构要干预，并不一定要大陆的驻军出动。只有发生动乱、大动乱，驻军才会出动。但是总得干预嘛！……”[51]:215-222。

1988年4月，《基本法》草案首稿公布，并随即谘询公众，为期5个月[24]:4。其中关于特首和立法会双普选的细节尚未定稿，1988年11月，委员兼作家金庸揣摸北京意思提出《双查方案》，直接拒绝前三届选举双普选，并提出于第三届任内（2007-2012）举行一次全民公投，以决定第四届行政长官是否普选，以及第五届以后的立法会是否全面直选。由于《双查方案》直接拒绝前三届选举双普选，当时香港舆论狠批他极端保守，被各界声讨。后来2010年代香港政界指《双查方案》比起1997年后历次香港政制改革而言已相对进取，1988年时当初不应阻挠[99][100]。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在1989年2月批准了草案第二稿，以便作进一步谘询，草案反映很多第一轮谘询所得意见[24]:4。第二轮谘询工作在1989年10月结束，起草委员会根据该轮谘询结果，进一步修改《基本法》草案第二稿[24]:4。最后，1990年4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正式通过《基本法》草案第三稿与香港特别行政区区旗、香港特别行政区区徽的图案[24]:4，在1997年7月1日正式生效。根据《基本法》正式文本，香港实行不同于中国大陆的社会制度、经济制度和政治体制，香港市民的原有生活方式、自由和权利也受到保障，确立司法独立原则并让香港全权处理外交和国防以外一切内部事务[24]:4。香港也可以享有全面财政自主权和拥有独立货币制度，维持其独立关税区地位，以及直接与世界各国携手合作去打击战略商品交易、贩毒和非法转运，并且保护知识产权[24]:4。

1989年香港的中国人认同暴涨

编辑

2008年香港维园烛光晚会，哀悼当年汶川地震遇难学生同胞和八九学运学生同胞。极多香港学生、青年参与。[101]

1989年5月八九学潮令香港人催生了由“英属香港人”到“既是香港人又是中国人”的香港居民的身份认同转变。八九民运时，香港人全情投入参与，（5月27日）百万人上街声援；整个过程，实际上是一场中国民族主义洗礼，原来出生和成长于英治殖民地的香港人，……在情感上与中国大陆重新连接起来”，“对不少亲身经历过八九民运的50和60世代（即当年20至40岁的香港人）来说，这种‘香港中国人’的混合身份认同，是深印在脑海之中的时代烙印，并主导了八九年至今的民主运动论述 ── 香港人是中国人，中港两地人民共享‘民主中国’的理想；香港人对建设民主中国有特殊责任，民主中国也是实现民主香港的策略。”[102]由此香港人与失势的中国改革派合流，香港“充分感到国内华人彼此有着共同的政治命运，而这个政治命运又被看成是不明朗”。[103]此后每年香港均举办维园烛光晚会（直至2020年，警方开始禁止六四集会）。

何鸿燊建议联合国托管

编辑

镇压事件后的7月，港澳富商、“赌王”何鸿燊在记者会上发表其联合国托管港澳的建议，翌日由亲中派的《澳门日报》刊载全文，题为〈美梦成真？〉的文章，建议于香港与澳门主权回归中国后，由中国政府将两地出租予联合国100年，作为新的联合国总部所在地，并由联合国托管。何认为其这项提议，“符合中英、中葡联合声明”、“体现中国收回两地之主权”、“提高中国在国际上之声誉”、“冷却及抑制移民潮的发展”、“亚洲人口最多，在亚洲设联合国总部合理”。他认为此举可兼顾中国收回主权与维持港澳原有制度，达致“一举数得”，并有助于恢复国际社会对中国的信心，将港澳打造为“亚洲的瑞士”，“和平的圣地……因为港澳只有商业性的单纯，所以便无受军事攻击之虞……各行各业都会迅速蓬勃起来，真正进入了一个空前未有的繁华境界，五十年不变，一百年不变”[104][105][106]。

8月15日，何鸿燊再联同多位支持者开记者招待会发表“美梦成真”建议。 据何自述，此构思曾于中英谈判之前的六十年代就提出，当时香港新华社社长梁威林邀请一众香港富豪，如李嘉诚、郑裕彤、霍英东、冯景禧、胡汉辉等人，讨论香港澳门的前途问题，他向众人提出此一建议以解决前途信心问题，席上众人鼓掌支持，梁威林则“莞尔一笑”。有评论指，何鸿燊等商界人物在六四后提出这些具强烈商业意识的方案解决信心问题，方法与政治为本的民主派大相迳庭，反映后过渡期政治商业化趋势，认为这具有商业色彩的政治法门，直觉上是企图“回避政治矛盾同时保障区隔现状”[104][105]。

90年代移民潮

编辑

主条目：香港移民潮

1950-70年代在逃港潮逃来香港的人恐惧被秋后算帐，计划再次移民。1989年发生六四事件，更使香港人感到悲观，1990至1994年出现了开埠以来最大规模香港移民潮，五年共有约30万人移民外地[107]:21。加拿大温哥华、澳洲和美国是当时不少港人移民的热门之选。在移民潮高峰，非洲岛国佛得角也刊登广告宣传投资移民[108][109]。

居英权计划

编辑

主条目：居英权计划

1990年，英国政府宣布给予50,000个家庭英国居留权，主要给予从事敏感职位的香港公务员等，包括警队政治部、驻中国大陆记者等[110][111]。中方对居英权计划表示不满。

拆卸九龙寨城

编辑

主条目：九龙寨城

九龙寨城是清朝遗留的外飞地，后来成为“三不管地带”（香港政府不敢管、英国政府不想管、中国政府不能管）[112]。由于香港政府没有司法管辖权[113]:16-17，九龙寨城成了充斥“黄、赌、毒”的“三不管地带”[114]。

1987年1月14日，英国政府与中国政府达成拆除寨城的协议，并于原址改建为公园。

拆卸调景岭

编辑

1956年双十暴动和逃港潮期间，香港政府把大部份国民革命军老兵驱逐至台湾，并划定调景岭眷村给留在香港的老兵。当时调景岭没有陆路交通可达，自成一局，居民长期悬挂青天白日满地红旗，每年10月10日庆祝中华民国国庆等，香港政府并没有干预。最终，调景岭寮屋区在1996年被拆卸。

兴建新机场

编辑

1989年，香港总督卫奕信宣布香港机场核心计划，兴建全新的香港国际机场等基建，耗资超过1200亿港元[115]。由于此计划耗资庞大，被中国政府质疑英方打算在主权移交前耗尽储备，谈判时引来双方极度不快。

1991年9月3日，中英两国签署《关于香港新机场建设及有关问题的谅解备忘录》，主要规定香港政府在完成机场核心计划时，须为未来香港特区政府留下不少于250亿港元的储备。

1992年彭定康政制改革

编辑

主条目：彭定康政改方案

1992年，末代香港总督彭定康在宣读施政报告时抛出政改方案，当中改革建议包括：

建议新增九个功能组别议席，让合资格的在职人士可以在“新九组”中投票；

将投票年龄由21岁降低至18岁；

地区直选中实行单议席单票制，改善1991年选举中“联票效应”的问题；

取消立法局、两个市政局及十八个区议会的委任议席；

成立选举委员会，选出10位立法局议员，委员会的大部分委员由直选产生的区议会议员出任。

此举引起中国政府大表不满，指出有关改革未有谘询中方意见和触及“三违反”[注 6]。时任港澳办主任鲁平更直斥彭定康是香港历史上的“千古罪人”。中方宣布当年的立法局议员不能过渡成为第一届立法会议员（即“直通车”的安排）[116]。同时决定“另起炉灶”，在1996年3月24日由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届政府推选委员会在深圳成立临时立法会[24]:11，在1997年1月25日至1998年6月30日前的过渡期通过特区政府成立时“必不可少”的法例[116]。

并恢复中国香港行使主权

编辑

香港交接仪式祖国后在1997年6月30日即农历五月廿六（1997年7月1日，即农历五月廿七）午夜十二点举行，至子夜把工人在中环中区政府合署拆下以龙和狮为标记的旧香港纹章、以及代表英女王伊利沙白二世的皇冠徽号和“E II R”字样，并且更换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和香港特别行政区区徽取代。另外，装上港督府大门的英国君主的皇冠徽号和“E II R”字样亦将同时移走拆除，中华人民共和国及香港特别行政区根据《中英联合声明》与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结束后正式长达156年的香港及英国人统治时代等，中港两国政府由1984年12月19日正式签署《中港政府时期联合声明》后，至1997年7月1日香港政权移交（九七回归）期间的十多年，被称为香港过渡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