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赵葵的悉心培养和指导下，余玠迅速成长起来，他如同一块未经雕琢的璞玉，在战火的淬炼中逐渐绽放出耀眼的光芒。

端平三年（1236 年）二月，蒙古军的铁蹄无情地踏入蕲、黄、广等地，所到之处，生灵涂炭，百姓们陷入了水深火热之中。余玠应蕲州守臣的紧急征召，挺身而出，协助组织军民守城。面对来势汹汹的蒙古军，他毫不畏惧，凭借着自己的智慧和勇气，巧妙地布置防御工事，鼓舞着军民的士气。在战斗中，他身先士卒，冲锋陷阵，与南宋援兵紧密配合，如同猛虎般勇猛无畏。经过一番激烈的厮杀，他们成功击退了蒙古军，保住了蕲州。这场胜利虽然只是一场局部的战斗，但却让余玠崭露头角，他的名字开始在军中传颂开来。

嘉熙元年（1237 年）十月，蒙古军再次来袭，这次他们将目标对准了安丰军（今安徽寿县）。安丰军守将杜杲顽强抵抗，但蒙古军攻势猛烈，杜杲渐渐陷入了困境。余玠在赵葵的领导下，率领部队火速应援。他深知此次任务的艰巨，但他毫不退缩，心中只有一个信念：一定要击退蒙古军，保卫安丰军。在战场上，余玠充分发挥自己的军事才能，他灵活运用战术，与杜杲里应外合，对蒙古军形成了夹击之势。蒙古军被打得措手不及，阵脚大乱，最终被击溃。这场战役的胜利，不仅使淮右得以保全，也让余玠的威望进一步提升，他成为了军中的中流砥柱。

嘉熙二年（1238 年）九月，蒙古大帅察罕亲率大军进攻滁州。滁州城危在旦夕，城中军民人心惶惶。余玠得知消息后，立即率领精兵前往应援。他深知滁州的重要性，一旦滁州失守，蒙古军将长驱直入，后果不堪设想。在战斗中，余玠展现出了卓越的指挥才能和非凡的勇气。他骑着一匹高大的战马，穿梭在战场上，指挥着士兵们奋勇杀敌。他的声音如洪钟般响亮，激励着每一位士兵的斗志。在他的带领下，宋军士气大振，如同猛虎下山般勇猛无畏。经过一番激烈的战斗，宋军大获全胜，察罕无奈之下只得率领残军撤退。这场胜利让余玠声名远扬，他成为了南宋军民心目中的英雄。

此后，余玠又多次率军与蒙古军交战，屡立战功。他的军事才能得到了充分的展现，他的名字也成为了蒙古军闻风丧胆的存在。在这些战斗中，余玠逐渐积累了丰富的作战经验，他对蒙古军的战术和特点有了深入的了解，这为他日后在四川的军事行动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临危受命，入蜀撑起半壁天

随着蒙古的崛起，南宋的局势愈发严峻。1235 年，蒙古大汗窝阔台发动第二次西征，同时分兵南下攻宋。其西路军在皇子阔端的率领下，直逼四川。四川，这片曾经繁华富庶的土地，长期处于承平状态，面对蒙古铁骑的凶猛进攻，毫无招架之力。短短时间内，包括首府成都在内的大半州县相继沦陷，百姓惨遭屠戮，家园化为废墟。

蒙古军的攻势如汹涌的潮水，势不可挡。他们凭借着骑兵的机动性和强大的战斗力，在四川大地肆意驰骋。所到之处，烧杀抢掠，无恶不作。城市被摧毁，农田被荒废，百姓流离失所，哭声震天。曾经的天府之国，如今满目疮痍，一片死寂。

四川的沦陷，让南宋朝廷如临大敌。四川不仅是重要的经济来源地，更是南宋抵御北方入侵的战略要地。一旦四川彻底失守，蒙古军便可顺长江而下，直捣南宋腹地，后果不堪设想。为了守住四川这个至关重要的上游屏障，宋廷紧急加强对四川地区的防御部署，开始利用山河之险筑城设防 。

嘉熙四年（1240 年），四川制置副使彭大雅修筑重庆城，试图构建一道坚固的防线。然而，仅凭一座重庆城，难以抵挡蒙古军的猛烈进攻。南宋急需一位能扭转乾坤的将领，来挽救四川的危局。

就在这时，余玠走进了宋理宗的视野。此前，余玠在两淮抗蒙战争中表现出色，屡立战功，展现出卓越的军事才能和坚定的抗蒙决心。宋理宗认为，余玠是拯救四川的不二人选。淳祐元年（1241 年），宋理宗任命余玠为四川安抚制置使兼知重庆府，全面负责四川防务。

余玠深知此次任务的艰巨，但他毫不退缩，毅然决然地踏上了前往四川的征程。他明白，自己肩负着南宋的希望，必须全力以赴。到达四川后，余玠迅速投入到紧张的工作中。他深入了解当地的情况，发现四川局势混乱不堪，将吏各自为政，号令不一，犹如一盘散沙。而且，长期的战争使得四川经济凋敝，百姓生活困苦，军队士气低落。

面对如此严峻的形势，余玠决定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他利用手中便宜行事的特权，大力整治军政弊端。他严格遴选守臣，罢免那些无能之辈，选拔有能力、有担当的官员担任要职。同时，他严惩悍将，整顿军纪，使得军队的战斗力得到显著提升。在经济方面，他采取轻徭薄征的政策，减轻百姓的负担，鼓励百姓恢复生产。他还积极设置屯田，解决军队的粮食问题。

为了广纳贤才，余玠在重庆府衙门外设立招贤馆，发出公告：“集众思，广忠益，诸葛孔明所以用蜀也。欲有谋以告我者，近则径诣公府，远则自言于郡，所在以礼遣之，高爵重赏，朝廷不吝以报功，豪杰之士趋期立事，今其时矣。” 他的诚意和决心，吸引了众多有识之士前来投奔。其中，冉琎、冉璞兄弟的到来，为余玠带来了至关重要的战略构想。

冉氏兄弟来自播州（今贵州遵义），他们虽隐居山林，却对天下局势了如指掌。余玠听闻他们的才华后，亲自登门拜访，虚心请教。冉氏兄弟被余玠的诚意所打动，决定出山相助。他们提出了一个极具前瞻性的战略建议：利用四川的山水险要，修筑山城，构建一个以山城为据点，江河为连线的防御体系。这样既能遏制蒙古骑兵的优势，又能相互策应，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

余玠对冉氏兄弟的建议深表赞同，他立即付诸行动。在四川境内三条纵向大江（嘉陵江、沱江和岷江）以及三江汇合后的横向大江长江沿岸险要的地点，余玠组织人力物力，修筑山城和水寨。他将当时无险可守的府州以上的行政建制单位迁到这些山城中，屯兵积粮，训练士卒。经过数年的努力，一个以重庆为中心，以府州为基础，以内水为轴心，以大江为根本，以山险为据点，以江河为连线的建置城市体系和军事防御体系逐渐形成 。

构建山城防御体系：军事创举

在冉氏兄弟的协助下，余玠开始了紧张的山城防御体系建设工作。他深知，这是一场与时间的赛跑，每一分每一秒都至关重要。

选址是构建山城防御体系的第一步，也是最为关键的一步。余玠和冉氏兄弟踏遍了四川的山山水水，仔细勘察每一处地形。他们寻找的是那些地势险要、易守难攻的地方，这些地方将成为抵御蒙古军的坚固堡垒。

在选址过程中，他们充分考虑了地理因素。钓鱼城位于嘉陵江、渠江、涪江的交汇处，三面环江，地势险要，宛如一座天然的堡垒。云顶城则控扼成都门户，俯瞰沱江天险，战略位置十分重要。青居城位于嘉陵江中游，能够有效地控制内水，阻挡蒙古军的水路进攻。这些山城的选址，充分利用了四川的山河之险，形成了一道天然的防线。

确定选址后，建设工作随即展开。修筑山城的过程充满了艰辛和挑战。由于山高路险，交通不便，建筑材料的运输成为了一大难题。但余玠和军民们并没有被困难吓倒，他们凭借着顽强的毅力和智慧，克服了重重困难。

在建设过程中，他们就地取材，利用山上的石头和木材，建造城墙和房屋。为了增强山城的防御能力，他们采用了先进的建筑技术。城墙用巨石砌成，厚实坚固，城墙上设有瞭望塔、箭楼等防御设施，能够有效地抵御蒙古军的进攻。城中还修建了仓库、水井等基础设施，以保障军民的生活和物资供应。

为了确保山城的长期坚守，余玠还进行了精心的兵力部署和物资储备。他将巴蜀四大戎司中的三支，从弱至强分配到嘉陵江干流的山城。最前面是金戎司，约 1000 人负责阆州大获城；中间是勉戎司的约 3000 人，安排在顺庆府青居城；最后是兴戎司约 6000 人，位于合州钓鱼城，构成梯级纵深防御体系。这样的兵力部署，既能相互支援，又能形成有效的防御梯队。

在物资储备方面，余玠在山城周边开辟屯田区，利用山地气候种植耐旱作物，如小米、高粱等。同时，他还修建地下粮仓，采用 “分层夯土、石灰密封” 技术储存粮食，确保粮食的长期保存。通过水路运输体系，将川东盐矿、铁矿资源输送至各城，保障了军民的物资需求。据《宋史・余玠传》记载，钓鱼城 “内储粮十万石，盐数千斤”，可支撑万人规模守军三年之需 。

经过数年的努力，一个以重庆为中心，以府州为基础，以内水为轴心，以大江为根本，以山险为据点，以江河为连线的建置城市体系和军事防御体系逐渐形成。这个体系包括钓鱼城、云顶城、青居城等十余座山城，它们相互呼应，形成了一个严密的防御网络。

北伐壮志：豪情未酬的遗憾

在巩固了山城防御体系，使四川局势逐渐稳定之后，余玠并没有满足于现状。他深知，仅仅依靠防御只能暂时抵挡蒙古军的进攻，要想真正保卫南宋的安全，必须采取主动进攻的策略。于是，他将目光投向了汉中，这个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地区。

汉中，位于四川盆地的北部，是连接中原和四川的咽喉要道。自古以来，汉中就是兵家必争之地，谁控制了汉中，谁就能在战争中占据主动。对于南宋来说，汉中不仅是抵御蒙古军的前沿阵地，更是北伐中原的重要基地。余玠认为，只有夺回汉中，才能打破蒙古军对四川的包围，为南宋争取更大的战略空间。

淳祐十年（1250 年），余玠调集四川各路精锐，誓师北伐。他制定了详细的战略计划，兵分三路向汉中进发。西路军出金牛道攻打阳平关，中路军取米仓道直逼南郑，东路军沿嘉陵江水陆并进 。三路大军约定 “以烽火为号，首尾相援”，形成对汉中盆地的钳形攻势。

余玠亲率主力，取金牛道向汉中进发。一路上，宋军士气高昂，如猛虎下山般勇猛无畏。他们在余玠的指挥下，势如破竹，接连取得了三战三捷的辉煌战绩。次年四月，余玠率军号十万进占汉中西之中梁山，切断了蒙古军的南北联系。

为了进一步削弱蒙古军的实力，宋军采用了 “掘地道、烧栈道” 的组合战术。他们先派工兵从地下挖通蒙古军营地，随后引燃火药炸毁敌军粮仓。这一战术取得了显著的效果，蒙古军顿时陷入了混乱之中。此战歼灭蒙古军 3000 余人，缴获战马 2000 匹，成为宋蒙战争中罕见的歼灭战。

然而，蒙古军并没有轻易放弃。他们迅速组织力量，修复栈道，各路援军纷纷赶来。面对源源不断的蒙古援军，余玠的宋军逐渐陷入了困境。久攻不克，兵老师钝，再继续僵持下去，宋军将面临更大的危险。

在经过深思熟虑之后，余玠果断下令撤军。他在给朝廷的奏折中写道：“汉中虽失，然蜀地根基未动；若强争一城，恐蹈曹友闻覆辙。” 这种 “有所为有所不为” 的战略克制，体现了余玠的智慧和远见。他明白，保存实力才是最重要的，只有这样，才能为南宋的未来留下希望。

虽然北伐最终未能成功，但余玠的北伐行动在南宋抗蒙战争中具有重要的积极意义。它展示了南宋军队的实力和勇气，让蒙古军认识到南宋并非不堪一击。同时，北伐也为南宋争取了宝贵的时间和空间，缓解了四川地区的军事压力 。

奸佞构陷，含冤离世

然而，余玠的赫赫战功和卓越才能，却引来了朝中一些人的嫉妒和猜忌。宰相谢方叔，这位身处高位却心胸狭隘的权臣，对余玠的功绩耿耿于怀。他见余玠在四川的威望日益高涨，心中的嫉妒之火越烧越旺，便想方设法地要迫害余玠。

统制姚世安，也是一个心怀不轨之人。他与余玠不和，在得知谢方叔对余玠不满后，便主动与谢方叔勾结，以谢方叔为靠山，妄图对抗余玠。

宝祐元年（1253 年），谢方叔和参知政事徐清叟等人，在朝堂之上向宋理宗进谗言。他们污蔑余玠独掌大权，目无君主，居心叵测。这些不实之词，如同毒箭一般射向余玠。而宋理宗，这位南宋的皇帝，此时却昏庸无道，不辨是非。他竟然听信了这些奸臣的谗言，对余玠产生了怀疑和猜忌 。

不久之后，宋理宗下诏，召余玠回朝。余玠接到诏书后，心中充满了忧虑和不安。他深知自己在四川的所作所为，皆是为了保卫南宋的江山社稷，并无半点私心。如今却被奸臣诬陷，皇帝猜忌，他感到无比的悲愤和无奈。

在回朝的途中，余玠的心情沉重到了极点。他想起自己多年来在战场上出生入死，为南宋立下了赫赫战功；想起自己在四川苦心经营，构建山城防御体系，抵御蒙古军的进攻；想起那些在战争中牺牲的将士们，他们的鲜血染红了这片土地。而如今，自己却要面临这样的结局，他怎能不感到痛心疾首？

最终，余玠在悲愤和绝望中，于四川暴卒，享年五十六岁。关于他的死因，有人说他是服毒自尽，也有人说他是忧愤成疾而死。但无论如何，他的死都是南宋的一大损失。

余玠死后，宋理宗并没有停止对他的迫害。1254 年 6 月，侍御史吴燧等奏陈余玠 “聚敛罔利” 的七罪，宋理宗下诏查抄余玠家财。十月，监察御史陈大方继续诬告，宋理宗遂削去余玠资政殿学士之职，并迫害其家属和亲信。余玠一生为南宋鞠躬尽瘁，却落得如此悲惨的下场，实在令人叹息。

直到 1258 年 11 月，宋理宗才下诏追复余玠官职。然而，此时的余玠已经长眠于地下，这迟到的公正，对他来说已经毫无意义。余玠的悲剧，不仅仅是他个人的不幸，更是南宋朝廷的悲哀。它揭示了南宋末年政治的黑暗和腐朽，也预示了南宋王朝走向灭亡的命运 。

英雄虽逝，精神不朽

余玠的一生，是波澜壮阔的一生，是为南宋王朝鞠躬尽瘁的一生。他从一个寒门书生，凭借着自己的勇气和智慧，成长为南宋的名将，为保卫南宋的江山社稷立下了赫赫战功。

他在两淮地区的英勇表现，让他崭露头角，成为南宋军队中的一颗新星。而他在四川的十年，更是他人生中最为辉煌的篇章。他临危受命，肩负起保卫四川的重任。面对蒙古军的强大压力和宋军内部的腐败、涣散，他毫不畏惧，果断采取一系列措施，整顿军政，广纳贤才，构筑山城防御体系。

他所构建的山城防御体系，是军事史上的一大创举。这些山城宛如一颗颗坚固的钉子，牢牢地钉在四川的大地上，阻挡住了蒙古铁骑的步伐。在他的领导下，四川的抗蒙形势逐渐好转，南宋的半壁江山得以暂时保全。他的北伐行动，虽然最终未能成功，但却展现了他的雄心壮志和爱国情怀。

然而，这样一位杰出的将领，却最终遭到奸臣的诬陷和皇帝的猜忌，含冤而死。他的死，是南宋的巨大损失，也是历史的遗憾。但他的功绩和精神，却永远铭刻在人们的心中。

余玠的故事，是一部充满传奇色彩的英雄史诗。他的智慧和勇气，他的忠诚和担当，都将激励着后人在面对困难和挑战时，勇往直前，永不放弃。他的山城防御体系，不仅在当时发挥了重要作用，也为后世的军事防御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和启示。

如今，当我们回首南宋那段历史，余玠的身影依然高大而伟岸。他是 “山城之父”，是南宋的英雄，他的名字，将永远闪耀在历史的长河中，被后人所铭记和敬仰。返回搜狐，查看更多